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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能減排，調控政策正越來越緊。實現“十二五”單位GDP能耗下降16%的目標，意味著未來3年，能源消費年均增長率控制在4.3%左右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又強調，要控制能源消費總量。
“控制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，這意味著今后著力點從淘汰落后產能，逐步過渡到企業的設備升級。”湖北省電力公司總經理尹正民代表認為，一方面強調能源使用效率，一方面強調消費總量，質與量并重，才能促進資源節約型、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。
全國重要的煤炭產地、山西省臨汾市市長岳普煜代表表示，能源總量控制要求各個省份減少能源消費數量，這相當于給地方念上了“緊箍咒”。不少地方擔憂，因此影響地方經濟發展，所以在目標分配上斤斤計較。
本文來自暖通空調在線網站
種種顧慮之下，“硬指標”有可能被“軟執行”，節能目標如何完成？岳普煜認為，對于眾多資源型、重工業城市來說，要想在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“雙控制”的框架下可持續發展，只能靠科技創新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。早在2010年，臨汾就倡導發展集“產業轉型升級、資源綜合利用、生態保護”于一體的循環經濟。
“節能不只局限于能源使用終端，而要落實到能源生產、輸送、使用的全流程中。”尹正民認為，國際國內經驗都表明，“以電代煤”、“以電代油”，是優化終端能源消費結構的重要方向。
尹正民說，電力消費的增加，需要把更多一次能源轉化為電力，應當加快煤炭產區坑口煤電基地建設，加快特高壓跨區輸電建設、實現輸煤輸電并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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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能源消費結構，發展清潔能源，探索長效機制
岳普煜說，過去臨汾一直定位于能源重化工基地，經濟結構以煤焦鐵為主導，進入新世紀的前幾年，經濟總量持續4年位居全省第二，但空氣質量卻連續3年位居全國倒數第一。
發展的挫折不只在臨汾出現。尹正民介紹，目前我國電力供應主體還是燃煤發電，直接導致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巨大。在我國長江下游沿岸，平均每30公里就建有一座發電廠，東部地區單位國土面積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是西部地區的5.2倍，104個重酸雨城市全部在東中部地區。近期，東中部地區出現大范圍霧霾天氣，就與這些地區煤電裝機規模大、分布集中密切相關。
“落后的發展方式一旦形成，有著很大的慣性，調整需要一個較長過程。但不節能降耗，資源環境將支撐不了。”岳普煜說。
“重工業并非只有污染一條路可走，轉方式、調結構是節能減排的根本途徑。”岳普煜說，不能抓一陣兒，松一陣兒。要探索促進節能減排的長效機制，加大中央財政專項投入，落實國家節能減排的稅收優惠政策。
“減排也應當貫穿于能源生產、利用的全過程。”在電力領域工作多年的尹正民認為，無論從當前還是長遠看，優化能源消費結構，充分發展和有效利用清潔能源，是減少污染物排放的重要途徑。
尹正民建議，要大力發展“綠色火電”，建設清潔高效燃煤機組和節能環保電廠，繼續淘汰能耗高、污染重的小火電機組；大力發展特高壓電網，實現清潔能源在全國范圍內優化配置；開展“綠色調度”，多用水電、少用火電，優先用脫硫機組發電。
完善價格形成機制，制定結構化、差別化能源價格政策
今年人大會議上，“關于深化煤層氣管理體制改革的建議”成為山西代表團全團提出的“一號建議”。事實上，由于“礦權”、“氣權”長期分離，大量優質氣體燃料在礦區被“點天燈”燒掉，不僅是能源浪費，也造成環境污染。礦權、氣權之爭，已成為困擾中國煤層氣產業發展的頑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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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國的節能減排壓力，是由國際能源競爭格局、中國生產力水平以及所處發展階段決定的，也與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合理、能源開發利用方式粗放、相關體制機制改革滯后密切相關。”尹正民說。
今年開始，隨著國家指導價格的取消，電煤價格“雙軌制”正式退出歷史舞臺。“但由于能源和民生密切相關，涉及利益群體復雜，改革難度不小，不能急于求成。”岳普煜認為。
“推進節能減排，應尊重市場規律，多用經濟手段，讓減排成為地方和企業的自愿選擇。”岳普煜說，價格機制是最重要的經濟杠桿，要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，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，完善價格形成機制，構建現代能源市場體系。
我國能源發展“十二五”規劃已經提出，要在電力交易運行機制、煤炭流通體制等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。
尹正民認為，要積極推進能源價格改革，逐步形成發電和售電價格由市場決定、輸電和配電價格由政府制定的電力價格形成機制。針對現階段影響能源發展的突出矛盾，他建議，在成熟市場尚未建立起來之前，要改進水電等可再生能源定價機制，完善電力、天然氣等終端銷售價格結構，制定結構化、差別化能源價格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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